▲2024年5月30日，“2024年青年博士太原行”双选会在太原古县城举行，吸引两千余名青年博士前来求职。现场前来招聘的用人单位共有174家，提供优质岗位3000多个。（视觉中国/图）

半年间，林佳向国内211高校与普通本科院校投递了三十多份简历，截至今年7月，她只参加了两场高校的面试，没有收到来自任何一所高校的offer。

大部分高校都对应聘博士提高进入门槛，如果第一学历不是“985”与“211”高校，几乎难逃在第一轮就被刷的命运。

文｜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列绮童

责任编辑｜钱炜

去民办院校当讲师，是北大哲学系博士彭辉之前从未想过的事。2024年7月16日，他入职浙江省一所民办二本院校，长达一年的求职之路终于告一段落。

在此之前，彭辉已向高校投了近60份简历。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与硕士、北大的博士，这样的学历，让他一开始对自己还保有一点点信心。从985到普通本科院校，只要方向契合，他都应聘过。但大多数简历石沉大海，“除了郑州大学，其他的985与211高校都没有任何回应”。

实际上，有着相似经历的博士毕业生不在少数。截至2024年8月底，小红书“博士求职”的话题有三千多万的浏览量，“焦虑”“博士毕业一年了还是失业”成为出场率较高的文案。

一位毕业于211高校的工科博士在6月16日写道：“我五篇论文，三篇一区top，两篇2区，还有两篇高被引，也没找到（工作）。”他投简历的目标仅仅止步于普通一本和二本院校，“211我投都不敢投”。

博士生入职高校为何越来越难？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晓宇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虽然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岗位需求数量也在增加，但它的增速慢于博士毕业人数的增速。

在通往高校的窄门外，从不缺少徘徊的人。2023年12月19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提及，博士毕业生最主要的去向依旧是高校和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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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通货”

彭辉说，要是在前两年，导师肯定会对他这个选择产生疑惑，没准儿会说“我在北大培养你这么多年，你就去了一个二本”诸如此类的话。但他不久前和导师汇报时，得到的回复是，“有一个稳定的、自己觉得不错的地方就好”。

对于求职时的一些波折，彭辉分析认为：自己的论文数量太少，仅有一篇国际核心期刊。他纵向对比前两年的情况，北大或985高校哲学系的博士毕业生如果有一两篇核心期刊足够进入211高校拿到讲师职位。但到了今年，同样的背景和论文数量，“一本以上的院校可能都不怎么看得上”。

在他看来，绝大多数普通博士手上仅有一两篇论文，求职时不免有些“卑微”，仅有那些手上有足够多的论文，或有人才“帽子”的博士生情况可能略好一点。

当论文成为求职时的“硬通货”时，彭辉其实有些后悔将全部精力用于完成博士毕业论文，他的博士毕业论文最终成稿有300页——这在博士论文里算是长的。如果重来一次，他会拿出更多时间精力发表小论文。“或许，至少不用像过去一年那样被动”。

但这只是彭辉自己琢磨出来的求职“不利”原因。实际上，彭辉在北大读博时所属教研室的同学们都与他的情况类似，入职的都是普通一本或二本院校，其中最好的是黑龙江大学。

彭辉入职以来一直关注着学校的招聘情况，他发现形势变化很快。比如，和他同一批公示的尚有一些来自东南亚国家不知名学校的“水博”，但到了2024年8月，有来自国内顶尖985的博士毕业生被拒，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如此惨烈的情况并非个例。林佳是上海某985高校的2024届设计类博士毕业生，在读博期间发表两篇SCI论文，自称个人学历与学术成果“超过同学科博士的中位数”。

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4月的半年间，林佳向国内211高校与普通本科院校投递了三十多份简历，截至今年7月，她只参加了两场高校的面试，没有收到来自任何一所高校的offer。

由于一心想要进高校，林佳便决定申报博士后，给自己一个过渡期。过渡期的任务也严峻，她需要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将国家课题“卷”出来，并争取发一篇顶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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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关系

博士就业越来越卷的主要根源，是学术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失衡。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自中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以来，博士生招生数量已由1999年的1.99万人上升至2017年的8.39万人，此后，博士生招生人数开始以每年一万人左右的幅度增长。

2018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要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大力培养高精尖急缺人才。

在这一背景下，博士的招生规模从2018年的9.55万人增长到2023年的15.33万人，这一数字是1999年的8倍。应届博士毕业生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2018年为6.07万，而2024年预计将达到12.58万。

高校对于专任教师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全国普通高校的专任教师数量由2017年的163.32万人增加至2022年的200.52万人。

陈晓宇指出，虽然高校的用人需求也在增长，但增速慢于供给侧，同时还有高端需求增长较慢、低端需求增长较快的特点。具体说，2017年至2022年，全国高等院校专任教师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3.92%，其中本科院校的增长率为2.99%，专科院校增长率略高，为5.95%，但都低于博士毕业生人数8.36%的增速。

个体在其中也感受到很明显的变化。就在两年前，论文成果与彭辉差不多的一位师兄入职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样，林佳前几届师兄师姐的学术成果虽然没她多，但都在211高校顺利谋得一份教职。

在这样的变化之下，作为招聘方的高校自然拥有更多话语权。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徐志平在博士期间致力于研究学术劳动力市场，在他看来，学术劳动力市场目前的供需关系意味着高校在招聘时一定会采取竞赛制的方式。因此，高校并不会设置很多硬性指标，或者说这些硬性指标只是他们对于某个岗位的最低要求。

彭辉的观察是，当清北复交等顶尖985院校的招聘标准已经“卷”到了高无可高的地步之时，那些普通本科院校和一些大专院校也开始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上挑挑拣拣了。而这些院校是更多国内普通的博士生的求职目标，因此波及的范围也更广。

以彭辉入职的这所民办二本院校为例，该校在2024年2月初发布的2024年高层次人才招聘公告显示，计划招聘的博士毕业生数量为131人。而截至目前，该校所发布的录用公告显示，共有219名博士生进入公示程序，其中来自“C9联盟”高校（中国9所顶尖大学）的博士生约占1/10。

博士高校求职难，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在赫布·柴尔德里斯2023年出版的《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一书中，作者以自身及其他兼职讲师的经历，讲述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青椒之困”：长聘教职越来越少，临时教职的教师处境愈发艰难。而美国博士的求职困境，也正源于供需关系的失衡。

2024年5月30日，2024“博士沈阳行”在中国工业博物馆启动。这场人才洽谈会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6860位博士，东北“三省一区”的497家单位则提供了8164个博士岗位需求。（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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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郭英剑曾经担任过该校外国语学院院长。他观察到，目前，“双一流”高校几乎都要求国外名校博士，除非特殊情况，国内博士很难有机会。其次，大部分高校都对应聘博士提高进入门槛，如果第一学历不是985与211高校，几乎难逃在第一轮就被刷的命运。此外，高校对应聘人员科研成果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学校通过发文量考察博士的学术水平，预估未来的科研潜力。

博士进入高校的竞争并非在近两年才变得激烈。

在郭英剑的印象里，高校在用人方面的内卷，在21世纪初就有苗头，但2015年是一个标志性节点。这一年，国家在高校中启动“双一流”建设计划，这使得学校在招聘时更为注重候选人的学术影响力和科研潜力。

他还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要求应聘者有博士后研究经历，甚至在部分高校，这已经成为基本要求。

林佳在参加一所211高校的面试时也发现，竞争者大部分是博士后，“他们都已经做了一年或两年的博士后”。

国家也在鼓励高校扩招博士后。从2020年3月以来，教育部与科技部等部门几乎每年都发文，提及扩大博士后岗位规模和培养数量。2024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其中强调推动高校将博士后作为教师重要来源。而此前，这一表述曾是“将博士后作为补充师资的重要来源”。

但从博士到博士后，也只是一种过渡性安排。

邹钧2023年年底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毕业，三个月后来到南方一所“双非”大学做博士后。如今，30岁的他依然单身，每天过着实验室住处两点一线的“996”生活。

前两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了2024年的评选结果，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率已降至15%左右。这让邹钧很焦虑，“如果要申下来，一个人平均可能得申请六次，也就是六年时间”。

邹钧解释，按学校规定，如果自己能拿到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就能转为讲师（助理教授）。他们课题组有二十多位博士后，其中只有一两人能申请到青年基金项目。其他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转成特聘副研究员，“属于合同职工，科研岗，不属于教师序列”。特聘期结束如果达不到考核要求，就无法转为助理教授，只能等待机会，寻找其他工作。

《自然》杂志2023年的一篇文章写道，全球有65%的博士后希望留在学术界，但只有20%的人能够拿到长期职位。人社部的数据则显示，截至2021年，全国尚有12万余博士后因各种原因未出站。

徐志平则指出，第一轮“双一流”建设结束后，很多高校逐渐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对于教师的需求从数量性扩张变成结构性调整。

所谓“结构性调整”，就是依据未来的学科发展方向进行调整。徐志平解释，其实部分传统优势学科，还有一些新兴学科方向的博士毕业生就业形势尚可，而一些退居边缘的学科，如果博士培养体系和规模并没有太大变化，它们的博士毕业生就会明显感受到就业的“寒意”。

江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王文礼等人选取2001-2020年间教育部官网公布的各学科博士生毕业人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学科调整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学科结构的调整未能精准匹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以农学为例。2001-2020年就业率最低的是农学博士毕业生，其5年平均就业率仅为86.67%，而2001年以来，管理学、教育学、法学、农学与医学的博士数量增长较快。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高校一再抬高进人门槛，并非是由经济下行期学校收缩编制导致的。据南方周末记者多方了解，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人员编制一般由中央编办来定，省属高校的编制则取决于对应的省编办，且定编并非是每年进行，一般两三年才会核定一次。不过，高校基于眼下的形势与对未来的预期，也可能有意控制教师招聘数量。但总体来说，博士入职高校难，与当前的经济形势并无直接的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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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紧去企业那边吧”

博士毕业生数量在未来几年内依然会逐年增加，郭英剑就表示，短期内，博士毕业生供过于求的现象可能更严重，进入高校的竞争也会更为激烈。

随着进入高校的难度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博士生不得不考虑其他的就业路径。

林佳在求职高校受阻后开始尝试其他选择。和一位在大厂工作的师兄交流后，她在2024年3月抱着保底的心态给师兄所在的公司投递简历，并走完整个面试流程。

不过，由于企业当时春招名额有限，林佳最终没有拿到offer。但从那时起，她对企业的看法有所改观。她在求职过程中和师兄师姐聊过多次，留在学术圈的都劝她“赶紧去企业那边吧”。

林佳观察到，在超一线城市，大厂中大部分应用性较强的工科博士岗位年薪基本在50万元以上，有的企业能给到70万元，国企略低，一般在35万到50万元。“特别是像设计学中人机交互算应用性强的工科方向，比如计算机、控制工程类、车辆类、电子信息等。”

实际上，近年来，工科博士的就业也在明显向非学术领域转移。

北京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魏丽娜等人调查发现，2017年至2022年，工科博士去企业就业的比例从27.1%上升为32.7%,“双一流”高校博士毕业生流向企业的趋势更为明显。

在更大范围内，博士生都在寻求高校之外的选择。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王思遥和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黄亚婷在《缘何走出象牙塔？——三元交互理论视角下博士毕业生的非学术职业选择》一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从事学术职业的博士毕业生超过九成，20世纪末，这一比例在70%前后波动，2020年，则下降至50%左右。

林佳此后陆续大量地向企业投简历，终于在2024年4月收到两个外地企业的offer，待遇还不错，国企年收入约为35万元，私企一年则有50万元。虽然当时有些心动，但她最终拒绝。

她解释，家里人希望她在家乡附近工作。在犹豫了一阵子之后，林佳还是决定继续在江浙沪的高校求职。

彭辉也逐渐自洽，“对自身有个清晰的定位，对一些无能为力的事情也就不需要思考那么多，就抓住自己现在能够把握的东西，其实就是最好。”

（应受访者要求，彭辉、林佳、邹钧为化名）